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史的国度。历朝历代各类史籍可谓卷帙纷繁、浩如烟海。国有国史，地有方志，家有家谱，具体到个人则有年谱。其实关于个人的史籍不仅有年谱，常见的还有传记和回忆录。一般而言，传记分为自传和他传，回忆录分为自忆和他忆，年谱也存在自撰和他撰之别。据我个人所见，目前刘醒龙已出版自忆的《刘醒龙文学回忆录》，至于不同形式的刘醒龙传记单行本暂时还未出现，现在终于出现了一部刘早编撰的《刘醒龙文学年谱》，实在是刘醒龙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珍贵的文学史料著作，对推进刘醒龙研究必将大有裨益。我因先睹为快，奉上几点阅读感想。

历代史籍，其文体主要以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为主。所谓年谱，其实就是关于一个人的编年史，属于事关个人的编年体史著，但又因其主要记述一个人的史料或史实，所以从中必然可见其人的近乎全貌，所以年谱也隐含有纪传体功能。再往深处而言，由于年谱中涉及谱主的一些重要事件，而对这些事件往往又会有来龙去脉的记载或解释，这就使得年谱中有时也会采用纪事本末体的笔法。所以我们不能小觑年谱，以为是一个人的私人史就可以等闲视之，实际上其中有大道微意存焉。这部《刘醒龙文学年谱》即如此，其中不仅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刘醒龙大半辈子的个人史料或史实，当然主要是有关文学的个人史料或史实，而且从中我们可发现刘醒龙人生历程或文学创作生涯中许多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或历史源流，由此必然能深化我们对作为文学家的刘醒龙其人其文的了解与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刘醒龙文学年谱》其实以编年体的形式而内含了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的功能，这对于刘醒龙的文学爱好者和专门研究者而言不啻是一种阅读的福音。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刘醒龙是一位始终坚持与时代同行俱进、与历史同频共振的大作家，他的整体文学创作具有举足轻重的文学史地位。所以在其文学年谱中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痕迹和历史辙印。我们可以看到，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刘醒龙就执着于“大别山之迷”的系列小说创作，这组具有地域文化和地方历史的神秘魔幻色彩的小说让刘醒龙初闯文坛便取得了一鸣惊人的效应。此时的刘醒龙可谓是湖北文坛上一位异军突起的具有先锋色彩和寻根情怀的青年作家，这段创作经历显示了其巨大的文学潜力和发展后劲。但真正让刘醒龙震动中国当代文坛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凭借着《村支书》《凤凰琴》两部中篇小说，刘醒龙在9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横空出世，被誉为“新现实主义”文学崛起的标志性作家。这是一种既继承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能吸纳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各种外国文学新潮的开放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它将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与各种新潮文学的日常生活叙事技法与策略结合起来，让中国当代文学在市场经济转型时期重新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在很大程度上，由刘醒龙引领的这种“新现实主义”文学潮流，试图将“新时期文学”从“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的精英文学潮流中扭转过来，将“新时期文学”从“新写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解构文学潮流中扭转过来，从而让“新时期文学”重新面对现实、拥抱社会，也重新获得了介入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能力。《秋风醉了》《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与仁慈》这一系列中长篇小说的密集问世，充分显示了刘醒龙在90年代文坛上的引领性，其文学史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的开掘与确证。

进入新世纪以后，刘醒龙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长篇小说领域。如果说此前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井喷时期带着他特有的焦灼与激情，那么在集中攻克需要更大的耐心和耐力的长篇小说艺术堡垒的这个中年写作阶段里，刘醒龙的文学世界开始变得博大精深而又深情绵邈，他让自己的“新现实主义”文学理想在长篇小说系列创作中不断地落地生根，乃至枝繁叶茂。新世纪最先为刘醒龙赢得全国性声誉的长篇小说力作是《圣天门口》，这部史诗性的作品将波澜壮阔的20世纪中前期的中国历史进程纳入到鄂东大别山地区一个叫做天门口的小镇上集中进行艺术观照和深度描述，小说中既有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有精微的日常生活叙事，既有对历史与人性的深切反思，也有对信仰与理想的终极追寻，从而摆脱了常见的解构主义叙述圈套和通俗化或粗鄙化的叙述策略，为当代中国作家如何面对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确立了新的叙事典范。随后的“茅奖”作品《天行者》为刘醒龙带来了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这部以当代中国民办教师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延续并发展了中篇小说《凤凰琴》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不仅为共和国默默奉献文教事业的民间英雄群体唱出了一曲时代的赞歌，也为这个群体在严峻的社会现实生活中所承受的精神重压及其所付出的人格代价谱写了一首忧伤的歌谣。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刘醒龙并没有在巨大的荣誉面前躺平，而是继续在长篇小说的艺术园地里深耕细作、沉潜往复、从容探索。如果说《黄冈秘卷》是刘醒龙献给自己故乡和亲人的一部个人化的生活秘史，其中包含了鄂东地域文化密码和鄂东人的地方人格精神的丰富信息，那么作为“青铜三部曲”中率先推出的《蟠虺》和《听漏》，就是刘醒龙献给武汉这座城、献给荆楚大地、献给长江流域的两部具有集体无意识的中华民族文化秘史。但历史上独具个性的楚文化史在刘醒龙的笔下变成了玄妙莫测的“考古小说”或“小说考古”，变成了与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状况息息相关的命运与故事，从而为刘醒龙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世界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与文化的沧桑感。

在这部《刘醒龙文学年谱》中，除了能历时性地分辨出谱主的文学走势图谱之外，我们还能在其中发现一些关于谱主的前史、秘史或痛史的记述。这些都是刘醒龙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比如1984年在国内公开发表第一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之前，有关刘醒龙的个人史实际上是作为文学家的刘醒龙的“前史”。这段前史显然被很多研究者或读者所忽略，但对于刘醒龙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而言特别重要，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刘醒龙后来文学创作中的诸多密码。如年谱中关于1956年和1957年的两则记述，提到刘醒龙出生于古城黄州，但一岁后就随着母亲来到英山县山区，即父亲的工作地生活，这种童年生活环境的变化，实际上隐含了刘醒龙文学个性与艺术风格的秘密，即长江边出生注定的天生灵秀与大山里成长造就的山岭风骨的融合。再如年谱中关于1962年的一则记述，提到那年秋天随父母租住在当地一农户家，因母亲所在供销社房梁出现白蚁，请来相关人员防治，在挖掘蚁巢过程中发现了一座古墓，还出土了一件青铜器物。这则童年记忆在刘醒龙的文学生涯中实际上意义重大，他后来沉醉于“青铜三部曲”创作，始终对考古学葆有浓郁的兴趣，其实都可以溯源到这则童年记忆。我们完全可以说这则童年记忆是刘醒龙文学生涯中的一个早期事件。当然，在刘醒龙的“前史”中值得重点注意的还有他的一系列“少作”，也就是他当时发表在内部刊物上的作品，或者根本没发表过的习作。如年谱中1971年春的一则记述，提到刘醒龙在高一作文课上写过一篇《寻访老支书》的小说，引起全校轰动。这大约与他后来轰动一时的中篇小说名作《村支书》之间存在某种渊源。从1979年至1983年，刘醒龙陆续在家乡的内刊上发表了从《约会》到《卖兰花的少女》等多篇小说，这些小说习作对于我们研究成名后的刘醒龙而言，也是珍稀的文学史料。

谈了“前史”再说“秘史”。这里所谓的“秘史”主要指《刘醒龙文学年谱》中带有揭秘或解密性质的记述。从年谱中的这类记述，我们不难窥见刘醒龙的个人性情与创作奥秘。如年谱中1980年的一则记述，提到刘醒龙把小说习作《啊，罪犯》投寄给湖北省作协主办的刊物《长江文艺》，但被编辑部退回修改，而刘醒龙却因为不同意编辑提出的四条意见，直接回信拒绝修改。在当代文坛上刘醒龙的个性是比较执拗的，用《黄冈秘卷》里的说法就是“一根筋”性格，喜欢认死理，这从1980年他给《长江文艺》写信拒绝修改小说就可以得到印证。所谓“文如其人”，抑或“风格即人”，此之谓也。又如年谱中1983年的一则记述，提到刘醒龙那年5月在英山县父子岭乡协助建立全省第一个乡级文化站的事情，其间见识到了父子岭小学，而这所小学后来成为了中篇小说《凤凰琴》和长篇小说《天行者》中的界岭小学的原型地。对于这两部文学名著中的原型地的揭秘，不仅有历史趣味性，也有现实吸引力，可以吸引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寻踪访旧，带动当地山区的文旅事业的发展。再如年谱中1984年的一则记述，提到安徽省《文学》月刊（即《安徽文学》）的编辑苗振亚先生从初审的一大堆退稿中发现了刘醒龙的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后决定重点推出的文坛轶事。显然，苗振亚先生是刘醒龙的文学伯乐，是他把刘醒龙从一个一筹莫展的文学青年一手拉进了当时高不可攀的文坛。在早年步入文坛时期，还有一个对刘醒龙帮助很大的著名文学编辑家，这就是《上海文学》的主编周介人先生。在年谱中1998年的一则记述中，提到了刘醒龙曾专门到医院看望进入弥留之际的周介人先生。可以说，在刘醒龙的文学生涯中，如果没有苗振亚的慧眼发现，没有周介人的大力推举，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文学青年，他是很难走进日后的雄伟文学殿堂的。这也从另一个意义上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文坛风气的可贵，“不拘一格降人才”才是文坛人才辈出的奥秘。

所谓“痛史”，是最让刘醒龙意难平的一桩文学事件。这当然已经不是什么文坛秘密，而是众所周知的一个还有待于进一步重评的经典文学案例。这个案例与刘醒龙的著名中篇小说《分享艰难》有关，与所谓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有关。在《刘醒龙文学年谱》中，有多处涉及与《分享艰难》有关的这一段“痛史”，从中可以窥见刘醒龙的内心隐痛。年谱中1996年本年有非常显著的关于《分享艰难》的记述，原刊《上海文学》1996年第1期，随后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作家文摘报》《扬子晚报》等多家报刊转载，一时间形成了文坛热点，并引发了世纪末文坛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足以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中无法回避的文学史课题。但从当时的文学评论风向标来看，批评《分享艰难》并对“现实主义冲击波”持否定意见的不在少数，而在年谱1996年的记述里则摘录了著名评论家林建法的辩护文字：“刘醒龙的可贵，在于他一贯不仅仅停留在展览生活里的种种‘艰难’。在他的眼中，‘艰难’是同我们每个人的人性相关的客观对应物，因而是对于我们每个人人性的一种挑战。”这段文字出自林建法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2期上的文章《刘醒龙作品联想》。显然，林建法从人性的角度点出了《分享艰难》作为“新现实主义”小说所具有的独特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这与当时许多批评家一味地从庸俗社会学的角度所作出的非文学评价截然不同。所以，简单地给刘醒龙贴上“主旋律作家”的标签是浅薄的，那是因为一些批评家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与人性民情缺乏深刻理解所致。

实际上，正是《分享艰难》所带动的“新现实主义”文学潮流，给世纪转型之交的中国文坛注入了源头活水。在经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种种现代派或后现代文学新潮之后，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在新世纪文学到来前夕以及到来之后不断回潮，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而刘醒龙所引领的“新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敏锐地感知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发展规律的内在召唤，并在主流文坛许多作家依旧沉迷于形式主义实验的美学迷惘中时，率先将这种文学史的内在召唤转化为生机勃勃的“新现实主义”文学实践，进而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现实主义思潮的回归发挥了巨大的引领作用。这种文学史的影响力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低估的。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文学思潮中，路遥是一个孤独的现实主义文学英雄，他几乎以一己之力艰苦卓绝地对抗着整个当代文学新潮，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依旧在追新逐异的中国文坛上，以刘醒龙为首的“新现实主义”作家群体的出现，则正好弥补了路遥英年早逝后所遗留下的巨大历史空缺，他们不约而同地将中国文学引向了现实主义轨道，在充分吸纳各种外国新潮文学技法的基础上坚持中国立场，讲述有道德、有筋骨、有温度、接地气、解民意的中国故事。这就为中国当代文学从“新时期文学”在新世纪之交逐步过渡到“新时代文学”起到了关键性的桥梁或纽带作用。有意味的是，年谱中2001年的几则记述，还专门提及了《新民晚报》和《当代》杂志发表的两篇批评家的自省文章。那一年刘醒龙的长篇小说《痛失》面世，这是一部根据中篇小说《分享艰难》扩展而来的长篇小说，因此围绕《痛失》的评论自然就离不开《分享艰难》。在很大程度上，评论家对《痛失》和《分享艰难》的自省性评论或重评，最早显示了围绕刘醒龙的这一桩文坛公案有望澄清的历史迹象。但只有站在大历史和大时代的高度上，我们才可能对20世纪90年代的刘醒龙及其以《村支书》《凤凰琴》《分享艰难》等作品所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思潮做出新的历史评价与美学评价。

一个作家的文学年谱，不仅要记载这个作家的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发表，还要将其重要作品的传播与接受也忠实地记录在案。从这个意义上看，《刘醒龙文学年谱》中也包含了其重要的文学作品的创作、传播与接受史。近40年来，刘醒龙的许多作品都在文坛引发了不同程度的争鸣，这些文学争鸣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其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进程，对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有关《大别山之迷》系列小说的争鸣，有关《村支书》和《凤凰琴》的争鸣，有关《分享艰难》和《痛失》的争鸣，有关《大树还小》的争鸣，有关《圣天门口》的争鸣，有关《天行者》的争鸣，有关“青铜三部曲”的争鸣，都深入地涉及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创作倾向、价值立场、文化资源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这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无疑是幸运的，因为能够有这么多的作品激发文坛的热烈讨论与学术争鸣，这本身就证明了刘醒龙是一个实力派作家，是一个具有无限宽广的阐释空间和言说空间的大作家。虽然陷入各种争鸣有时也会让刘醒龙猝不及防，感觉到自己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与误解，但从长远看，所有的误解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获得正解，所有的委屈也会最终被证明是一个作家大获成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幸运的是，在有关刘醒龙的文学争鸣中，诸如冯牧、周介人、於可训、丁帆、陈思和、陈晓明、南帆、吴义勤、施战军、汪政、贺绍俊、蒋述卓、朱寿桐、贺仲明、张光芒、洪治纲、何言宏、黄发有等众多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评论与刘醒龙的创作一起，构成了刘醒龙文学创作、传播与接受史中的一道壮丽风景线。

除此之外，刘醒龙文学创作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也值得注意。多年来，刘醒龙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韩、葡萄牙、波兰、越南等语种在海外出版，有力地提升了刘醒龙文学的国际形象。尤其是在法语圈，刘醒龙的文学作品拥有很大的读者群体。这在年谱中有关2004年作者出访法国的一则记录中有着较为生动而详实的描述，从中可以窥见刘醒龙文学创作在国际上拥有的独特魅力。他的文学年谱中多次提到了法国里尔大学的翻译家——傅玉霜教授，正是她在2004年的这次出访中担任了刘醒龙文学讲座的主持人。傅玉霜在这次活动中感慨地说道，她之所以最喜欢刘醒龙的小说，是因为“刘醒龙写的是中国乡村，而不是像有些作家看起来写的是中国乡村，实际上写的是国际村”。这样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堪称刘醒龙文学的法国知音。与跨语际的国际传播相比，刘醒龙文学作品的跨艺术、跨媒介传播效果有过之而无不及。1994年，根据中篇小说《凤凰琴》改编的电影《凤凰琴》荣获1994年度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剧本奖，同时还荣获1994年度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角奖，以及1994年第四届平壤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火炬铜奖”、1995年第九届大马士革国际电影节导演奖、表演特别奖。1995年，根据中篇小说《秋风醉了》改编的电影《背靠背，脸对脸》又荣获了1995年度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合拍片奖、1995年第十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片、1995年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另外，《分享艰难》《圣天门口》等小说作品也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效果。这种文学跨媒介传播对于刘醒龙的文学生涯而言可谓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后要强调的是，这部《刘醒龙文学年谱》和许多当代作家年谱一样，同样对谱主的人生历程和重要行止做出了准确而鲜活的记录。如年谱中2012年就明确地记录着，刘醒龙于本年1月11日开始习书法，其旧体诗《圣黄州》及书法于黄州东坡赤壁碑廊勒石成碑。此后几乎每年都有这种书法文事记录在档，从中可见随着阅世渐深，刘醒龙开始醉心于将书法与文学熔冶于一炉。不仅如此，从年谱中还可以发现，刘醒龙年纪大了之后对考古学有了越来越深的沉迷，他的年谱中记录了越来越多的与考古有关的条目，我们仿佛看到了他作为一个考古爱好者穿梭于全国各地考古遗址、甚至是考古发掘现场的身影。此时的他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考古爱好者，而化身为一个将文学与考古学跨界融合的“小说考古学家”。实际上，从年谱的早期记录来看，刘醒龙这辈子命中注定了就是一个漂泊者，就是一个行者、一个旅人。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迈出家门，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刘醒龙文学年谱》中记载了他数十年来不计其数的出行与壮游。尤其是他的长江行和南海行，这有《上上长江》和《天天南海》两本散文集作证，堪称中国当代散文史上不可多得的旅行文本。其实《脉脉乡邦》这本散文集同样留下了刘醒龙在家国天下中纵横穿行的人生足迹。他将这三本散文集荟萃一处，总题名为“刘醒龙地理笔记”，可谓有深意存焉。刘醒龙永远都是一个具有文学野心的男人。他不想用任何成规和羁绊来束缚住自己的文学个性，他永远在开辟、在探寻，在破解着文学与历史和现实之谜，在苦苦地思索着“黑蝴蝶，黑蝴蝶……”背后的人性的隐秘。

（作者李遇春系武汉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于《长江文艺评论》2026年第1期，原标题为《李遇春：作家年谱中的人事与人文——<刘醒龙文学年谱导读>》）